中世紀的連鎖店
- morphmonlo
- 2025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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歐洲修道院是基督宗教體系中有別於城鎮教會教堂的一種場所,其目的是為修士提供修行、修道,藉由「禁慾主義」(asceticism)中的禱告、思索,並透過貧困匱乏、拾荒乞討,以將身心靈奉獻給主。

這些修士(或稱隱修士)一般都在荒郊野外,甚至沙漠等極為惡劣的環境中進行這種修行的過程,最早是一個人單獨追求這樣的試煉,並由埃及擴展到東、西方屬於基督宗教的各個地域,後來,有些修士認為,與其一個人獨自修行,不如以群體的方式,共同生活、共同修練,因此產生了「團體修道」(cenobitism)的修行方式,這種方式由於必須提供多數人生活的必需,因此需透過建築以須滿足各種不同的需求,因此日後逐漸演變成修道院。

而公認第一位主張這種群體修行方式的是埃及的帕庫米烏斯(St. Pachomius the Great,約292-348),他原為羅馬士兵,於君士坦丁一世在西元313年「米蘭敕令」(Edict of Milan)中認可了基督宗教的信仰自由後,因應「團體修道」而創立了最早的11座修道院(其中9座為男修道院、2座為女修道院),讓修士們能在固定的場域中,共同生活、祈禱、飲食,並一起崇拜。

而畢竟是團體生活,為了達到有效的管理與約束,帕克米烏斯訂下規矩,以規範修士們的行為、紀律或是態度。而這樣的修道院空間及戒律,成為了西元五世紀,努西亞的本篤(Saint Benedict of Nursia,480-547)所參照並付諸實現的基礎。

努西亞的本篤在現今義大利中部地區創建了12座修道院,不過最有名的當屬位於義大利南部,創立於529年的卡西諾修道院(Monte Cassino)。而聖本篤最大的貢獻則是在該修道院撰寫了影響後世甚鉅的「聖本篤準則」(The Rule of Saint Benedict),其內容規範了修士須嚴格遵守的祈禱、工作及生活之準則。

由於「聖本篤準則」對於後世修道院具有極大的影響,它促成了修道院在歐洲的蓬勃發展,因而努西亞的本篤也被尊稱為西方隱修始祖。

而這重大影響的起始點,竟是源自聖本篤遺體,被盜墓者自當時已被倫巴底人洗劫後的卡西諾修道院中挖出,並轉移到法國中部羅亞爾河的佛勒里修道院(Fleury Abbey)。這發生於西元七世紀下半葉的事件讓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地區,掀起了「聖本篤準則」的熱潮。
714年創建的薩爾茲堡的農伯格修道院,及法國聖米歇爾山修道院,大約都是在這個時期被創建的聖本篤修道院,因為防止盜匪侵襲,所以跟大多數的修道院一樣都建立在山脊上。


當時在百家爭鳴的高盧地區,並沒有修道院的通用準則,因此在百年間,「聖本篤準則」讓許多修道院奉為圭臬,加上數十年後的查里曼與其後繼者,時刻為修道院並未受控於教會、主教或君王,一直視之為棘手的問題,然後他們理解到,「聖本篤準則」可以為修士們的行為提供秩序,修道院甚至成為教育的發源地。

「聖本篤準則」儼然成為法蘭克王國的治國基石。

更重要的是,西元816年在亞琛所召開了幾次會議中,探討了針對修道院空間的需求所因應的平面圖,也就是有名的聖加侖修道院平面圖(St Gall Plan)。此平面圖保存於瑞士,其所顯示之平面配置關係,就中世紀基礎的考古研究,並非現今的聖加侖修道院,也不吻合目前現存的任何一座修道院,但卻像是用來表述一個修道院空間該有的配置格局,是一種指導原則般的示意圖。

從這個格局圖來看,一座修道院,並非僅僅一座教堂,而是一個結合祈禱、思索、工作、生活的龐大布局。裡面以修道院教堂為中心,提供漫步思索的迴廊(cloister)緊靠其一側,讓修士們得以在禮儀儀式之餘,就近前往並進行冥想與靈修。

迴廊空間源自羅馬住宅建築(domus)的中庭,很像四合院的型態。而透過迴廊,還可以通達其他生活的必要空間,例如:聖器室(sacristy)、議事會所(chapter house)、食堂(refectory)、修士們的住所(dormitory)、暖氣房( calefactory)等,規模更大的還有釀酒室、烘培房、鐵匠或木匠的工坊,修道院外面則有著農田、豬圈、羊圈等,為修士們自食其力、自給自足的支援場所。下面是一座英國修道院的平面,可以看出主要的空間均環繞在迴廊四周。由於修道院一般會選擇河流旁設置,有可以發現廁所通常配置在河道上以利排汙。

修道院還有一個地方教育的功能,教導地區孩童,並在修道院內設置抄寫空間稱為繕寫室(scriptorium),為身兼抄寫員的修士逐字將文獻作謄寫複製,經常成為文化流傳與推廣的重要渠道。

另外,位於朝聖路上的修道院甚至有提供朝聖者、旅人住宿的招待所,同時也搭配馬廄等相關服務設施。
因此,在中世紀時,像這樣的本篤修道院儼然已經是一座頗具規模的建築群,讓修士們在荒野外仍能進行獨立營生的修行。
可想見在查里曼的時代,修道院已經具備一種小型聚落的規模。而在910年發生的一件事則讓修道院進一步成為令世人矚目的成就。那年,一位公爵委託了名叫伯諾(Berno,850-927)的修士,為拯救自己的靈魂(也就是救贖)建一間修道院,在那個時代,有錢人出資建一座修道院為自己救贖是很常見的情形,但這座位於法國勃艮地克魯尼的修道院卻發展出令人驚嘆的結果。

克魯尼修道院(Cluny Abbey )以「聖本篤準則」為基礎,接下伯諾棒子的奧多(Odo,878-942)院長採取了非常嚴格的紀律以規範修士的工作與生活,然後將這樣的做法輸出到其他眾多修道院,不管是法國或其他國度。在當時,許多修道院已經面臨紀律淪喪的地步,甚至出現許多道德不檢點的情事,早已忘記修道院作為艱苦修練的目的,也有些修道院因維京人或穆斯林的侵擾而荒廢,但是在奧多院長的努力下,許許多多修道院重新回到正確的路上,並採用「聖本篤準則」作為依歸。

即使那些修道院最初是以遵循「聖本篤準則」為起點,但畢竟「聖本篤準則」本身是以單一修道院為規範對象,倘若此單一修道院的紀律有所鬆懈,教會或世俗政權均無從插手,更沒有領導性的修道院為其監督。
因此,奧多院長成功改造每座單一修道院後,便任命自己信任的修士擔任副院長,而院長則是他自己,這樣更加強化其對於所有這些「子修道院」(priory)的掌握與控制,以保證克魯尼修道院的高標準能夠在各修道院被精準的複製並執行。
於是,眾多修道院逐漸回歸到「聖本篤準則」所要達到的境界,身體勞動、持續的禱告、思索,以奉行「禁慾主義」為目標,且以克魯尼修道院為主的體系變得十分龐大。

身為這些子修道院上級的克魯尼修道院,也因為奧多院長直接管轄,因此其聯繫的關係就像一個緊密的宗教社群,可以說,原本涵蓋在單一修道院的團體性靈生活,現在已然在此更大的社群中,跨越在不同修道院之間。在最鼎盛的時期,隸屬於克魯尼修道院的子修道院多達一千五百家,就像現代版的連鎖店,形成一種網路的全面布局。

雖然也有不少本篤修道院參酌了克魯尼修道院的方式,進行了自我改革,像是位於法國梅茲(Metz)的戈爾茲修道院(Gorze abbey),但為數更多的修道院則是納入了克魯尼修道院的集中權力之下,也湧入更多人來修道院請求救贖,而最常見的方式便是捐獻(金錢或土地都有),然後由修士幫其完成贖罪,也因此,可想而知,克魯尼修道院的財富與土地收益在這樣緊密的裙帶關係中越發驚人。
於是乎,在後繼的某一任院長奧迪洛(Odilo,962-1049),有著更大的資金與意念,將克魯尼修道院做了更大的改建,這所謂第二座的修道院教堂被稱為「克魯尼二世」(Cluny II),用所獲得的款項,大舉將原本的木構教堂改裝為宏偉的大理石建築。

而真正將克魯尼修道院提升至最高地位的是院長于格(Hugh of Cluny,1024-1109),除了接續奧迪洛致力於將克魯尼修道院院長這個職位位階,拉抬至等同於國王與教宗之外,持續拓展更多各地修道院納為克魯尼的子修道院,甚至在1066年隨著征服者威廉,前往英格蘭將35座修道院納入連鎖體系(雖然中世紀早期,英國已經有數座本篤修道院),因此許多英國大教堂,其配置型態均起源於修道院布局,許多都保有如迴廊、議事會所、餐廳等空間形式。

如此一來,不管是從子修道院回流的款項,或是更多因戰爭而請求的救贖金,財富的湧入更為巨大,更因位處西班牙聖孔波斯特拉大教堂的朝聖之路上,身為重要的商業據點,每年能夠收取的財富簡直無法估量。

因此,院長于格便在1080年左右,著手興建更大的克魯尼修道院教堂,歷史學家稱之為「克魯尼三世」(Cluny III),一座更加壯麗、規模更加巨大的宏偉教堂於焉誕生,將近兩百公尺的建築物長度,比當時尚未改建、舊的羅馬聖彼得大教堂110公尺的長度還長,使之成為中世紀最龐大的建築。

外觀的宏偉與內部的華麗,讓這座巨大的教堂精彩無比,于格院長為此身為母修道院的克魯尼修道院教堂,展現了前所未有的姿態。

但,這卻與「聖本篤準則」的簡樸原則漸行漸遠,因此有一群修士,在距離克魯尼修道院不算太遠的熙篤(Cîteaux),創建了新的熙篤會(Cistercians)修道院,希望重新回到禁慾主義所要追求的艱苦勞動、極端困境下的思索與祈禱的基本狀態。

本著回歸禁慾主義的目標,並仍遵守「聖本篤準則」,熙篤會修道院也逐漸拓展出如同本篤修道院的連鎖店模式,最多高達七百間,但在本質上卻刻意避免如同本篤修道院忘卻初衷的奢華,堅持質樸無華的建築外貌,並禁用任何雕刻及彩繪玻璃,採用低矮低調的鐘樓,在在使熙篤會的建築散發一種平實素雅、返璞歸真的質感。1215年的第四次拉特朗會議(Lateran council)甚至把熙篤會視為禁慾主義之模範生。

位於南法普羅旺斯的賽南克修道院是非常有名的熙篤會修道院,其建築外觀維持極端的樸素,無一絲華麗的雕琢。

賽南克修道院位處偏遠地區,四周幾無人煙,對修行者而言,是個極為合適的靈修場所。

從平面配置來看,仍與一般修道院的布局相仿,滿足基本修道院的需求,迴廊仍為每個空間的中心,其廁所亦配置於溪流邊。

而克魯尼修道院的諸多子修道院,則逐漸脫離了母修道院的連結。那座克魯尼修道院的巨大教堂,也在法國大革命時,被破壞了絕大部分的建築體,目前僅留下不到三分之一的規模可茲緬懷。

當熙篤會成為主流修會的同時,也還有些不同的修會在此時空背景下創生,包括:加爾都西會、奧古斯丁會、同屬托缽修會的方濟會及道明會,還有著名的聖殿騎士團、條頓騎士團及醫院騎士團等三個武裝修會。因此中世紀可說是「修道院主義」(monasticism)蓬勃發展的時代,根據統計,1415年歐洲約有一萬五千座修道院。

其中,托缽修會因為主張乞討,並以其到處遊走、同時仿效耶穌四處傳教的特性,因此起初並無設置任何固定的修道院空間。但後來基於實際所需,也產生了一些修道院或教堂,但不像孤立於荒野間的傳統修道院般封閉,反而因為服務群眾的特性,更多是選擇為在城鎮中,以面向並接近人群。

然而,當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,也在歷史上讓修道院的發展產生了一些變化,在宗教戰爭的時代,許多位於新教國家的修道院被解散或世俗化,而法國大革命後,修道院的土地、建物及財產都被納為國家所有,也有不少修道院遭受摧毀。
不過,像奧地利的梅爾克修道院(Melk abbey),本於其地位與學術價值,雖歷經拿破崙戰爭卻得以倖免,並在歷經巴洛克時代的洗禮後,憑藉其財富,建造了更加華麗璀璨的建築樣式。

現代建築大師柯比意,也在其珍貴的拉圖雷特修道院(Couvent Sainte-Marie de La Tourette)中,配置了中古世紀修道院必要的四合院迴廊空間,整體建築也如同中世紀修道院般滿足如修士住所、餐廳等各種需求。

從現代的觀點來看,過去許多修道院的附屬功能已經被新的方式所取代,例如,複製古籍文獻功不可沒的抄寫員,身負地區教育使命的學校角色,自耕自足並可濟貧的社會任務,這些種種的承擔都在現今有了新穎的解決方案,而,修道院的核心價值—極為艱辛的苦行僧生活,更是令物質豐足的現代人望之卻步。

修道院已經遠離我們的時空所需,但其本身豐富的歷史及空間,仍是具備相當的知識與話題,或者像巴塞隆納近郊小鎮桑佩多爾(Santpedor)的聖方濟修道院(Convent de Sant Francesc),改造成現代的鎮民活動場所,延續過去中世紀修道院身為社區中心的角色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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